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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体的伤痛在专业的医疗团队照顾下逐渐缓解,高烧退去,感染得到控制,伤口开始愈合。
但心灵的创伤却像一道永远无法消失的疤痕,时刻提醒着我过去的噩梦。
案件调查进展迅速,警方从我家搜出了大量证据。
带血的皮带、用来捆绑我的绳子、大量泻药、卫生间门上的锁具。
甚至在王艳的手机里发现了几段她对我实施虐待时偷偷录下的视频。
她居然把这些当作某种病态的“纪念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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邻居们也纷纷作证,说他们确实常听到我的哭声和尖叫。
但都被王艳解释为“小孩子闹脾气”,而且她对外一直塑造着“关爱继女”的形象。
没人想到背后竟是如此残忍的虐待。
当警方询问我详细经过时,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述王艳和父亲的每一句对话,包括时间、语气、甚至是他们当时的表情和动作。
“你记得真清楚,”女警官惊讶地看着我,“能确定是这些原话吗?”
我点点头,声音平静而坚定:“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,每一个动作,每一次伤害。”
她犹豫了一下,然后拿出一份手机通话记录:“我们查到王艳和你父亲在5月3日晚上8点27分有一通电话,内容你还记得吗?”
我闭上眼,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痛苦的夜晚。
“她打电话给他,说那‘小贱种’又吐了,你什么时候回来?”
“我一个人按不住她,然后我爸说‘再等半小时,我把药买回来’。”
“她又问‘买了多少?’,他说‘一千六百片,够了吧?’,她笑着说‘够了够了,这回死定了’。”
女警官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,她看了看笔记本,又看了看我。
“这些对话内容和时间,与我们从他们手机里恢复的通话记录完全吻合。”
心理医生说这可能是创伤导致的“超忆症”,让我能记住每一个细节,但我知道,这是系统的功劳。
就这样,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,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、虐待被监护人罪和非法拘禁罪对王艳和父亲提起公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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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被安置在一家儿童保护中心。
在那里认识了许多和我有着相似经历的孩子,虽然每个人的故事不同,但眼神中那种挥之不去的阴影却如出一辙。
三个月后,我的身体状况基本稳定,虽然留下了一些永久性的伤疤和轻微的肺部损伤(长期营养不良和感染的后遗症)。
但医生说我是个“奇迹”,换了别的孩子,可能早已不在人世。
庭审那天,我坐在轮椅上出庭。
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,头发整齐地扎在脑后,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许多。"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