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我却觉得后背黏腻腻地沁出一层汗。医生后面说了些什么,嗡嗡地响在耳边,像隔着一层厚重的毛玻璃。胶质母细胞瘤……四级……位置深……无法手术……那些冰冷的专业术语如同淬了毒的冰锥,一根根钉进我的太阳穴,凿开一个名为晚期的窟窿。沈小姐,保守治疗的话,大概……还有三到六个月。戴着金丝眼镜的主任医师语气平静,带着职业性的、近乎残忍的温和,目光却透着不容错辨的沉重,建议尽快通知家人,安排……我没有家人。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响起,干涩得像砂纸摩擦,却异常平静。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一丝诧异。或许人在真正被宣判死刑的那一刻,反而会获得一种诡异的、悬浮般的镇定。医生愣了一下,镜片后的眼神复杂地闪了闪,递过来一张名片:安宁疗护,或许……我接过了名片,薄薄的纸片边缘硌着指尖。走出诊室大门,外面走廊嘈杂的人声、消毒水浓烈...